探讨国军将领用人之优劣。
1947年，战略重心转向了重点进攻，而孟良崮战役便是这一战略重点中的重中之重。尽管国军未能实现与华东野战军主力的决战目标，但在战役之后，国军仍得以继续占领鲁中解放区。然而，华东野战军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攻势力量。
倘若孟良崮之战取得胜利，情形自将迥异，华野将难以抵御国军对任意方向的集中攻势，届时战局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审视彼时国军的整体状况，实则孟良崮一役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并非注定走向败局。若蒋介石能够用对人，或许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的命运不至于迅速沦为虚无。
一、后起之秀
在解放战争期间，王耀武作为国军各大战区司令长官中的后起之秀，脱颖而出，独树一帜。
东北的熊式辉，曾长期主政赣省长达十年，是当时权势显赫的大佬；杜聿明身为黄埔一期学员，而卫立煌则是国民政府时期被誉为“五虎将”之一的著名将领。华北的傅作义，作为后起之秀的军阀，担任绥远地区的地方镇守使，历经新军阀混战的洗礼，其资历深厚。华东的刘峙，被誉为“福将”，同样是早期“五虎将”之一，经常被任命为高级军事指挥官。华中地区的白崇禧，作为桂系的首领，其实力足以统御任何一位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西北的胡宗南，以“西北王”著称，身为黄埔一期学员、浙江人，是蒋介石的得力心腹大将。其他掌握地方实权的人物中，二马在青甘宁地区根基深厚，其势力源自清末的地方势力。至于阎锡山，自不必多言，他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巨擘。
王耀武，系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直至1939年方才被任命为第七十四军军长。在此之前，他未曾有过执掌一方政务的经历。
因此，1946年1月，王耀武遵照蒋介石的指令，被任命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起初，他对于这一任命表示了拒绝，这不仅是因为他不愿参与内战，而且在资历方面，他也感到有些不安。
毋庸置疑，他的直接上司、徐州绥靖公署的副主任李延年，为让王耀武上位，特意从济南调任至徐州绥署，担任了一个权责稍逊的副职。身为黄埔一期学员，这位老大哥为自己留出位置，换成任何人都会感到颇为不自在。
王耀武心怀感激，深觉受恩之重，立誓为委员长竭尽全力，再展雄风。
直至此刻，蒋、王二人依旧展现出干事创业的勃勃生机，王耀武担此重任，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
理由如下：
首先，王耀武在战场上表现卓越。抗日战争期间，他勇猛对抗日军，率领第七十四军参加上高会战，赢得了“抗日铁军”的美誉。长沙会战、常德战役、雪峰山战役等一系列战役，他的战功赫赫，尽人皆知。若无过人的本领，岂能铸就如此辉煌的战绩。
其次，王耀武籍贯山东，对当地的人情与地理环境均甚为了解，这为他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三，王耀武出自黄埔军校，与蒋介石麾下的诸多将领关系亲近，非同陌路，因此在协调军政关系上，自无障碍。
1946年11月，王耀武正式担任山东省主席，从而基本完成了对山东地区的军政统一管理。若此态势得以持续，甚至引导山东省的军事与政治力量逐步与徐州地区分离，实现独立作战，那么能否战胜粟裕的部队便成为两可之间的事。至少，这种情况下，华野的主力部队有很大可能被牵制，进而使其难以顺利离开山东展开作战。
然而，令人感慨的是，国军体制的不稳固性及其固有的无法自我修正的弊端，再次严重阻碍了王耀武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莱芜战役背锅
王耀武初到山东履职，便与蒋介石在认知上产生了分歧。
王耀武因病未能出席，蒋介石特召其赴重庆进行面谈。蒋介石关切地询问其病症，王耀武坦言，因常年征战，饮食无规律，致使胃病屡次复发。蒋介石多次安慰，王耀武盛情难却，最终答应赴约。
数日后，蒋介石再次召见王耀武，就山东的经略之道征询其意见。王耀武随即提出了三项策略，以下内容摘自王耀武亲自撰写的回忆录，收录于中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恳请大家详尽审视原始资料，形成自己的见解与评判。
首先，八年抗战历程漫长，我们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尚存在诸多不足，亟待改进。尤其是军队风气问题尤为严重，亟需进行整顿。在军事政治改革未完成之际，与共产党交战实为不利之举。
其二，广大民众对战争深恶痛绝，普遍期盼在抗战胜利后能够过上安宁的日子。同样，军队中的官兵亦感战争之苦久矣，普遍官兵心中滋生厌战情绪，士兵尤甚。在这种心态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之前，实不利于战斗力的发挥。
第三，必须解决共产党驻地的安置问题。根据形势分析，若不赋予他们较为宽广的地域，他们现有的基地恐怕不会轻易放弃。相较之下，与其让共产党的军队分散驻扎于现有的各区域，不如在东北或西北划设一个专门区域，让共产党军队和行政人员全部迁入。即便区域稍大，也比分布各处更为有利。此举不仅能够缩小他们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而且便于进行防范，同时也有助于减少冲突。如果能够争取到至少两年的和平环境，积极整顿内部，使我们的组织更加健全，那么一旦战事爆发，我们就能战胜共产党。
这三则命令无一不直指蒋介石的要害，然而蒋介石并未作出任何正式的回应，他只是不断地催促王耀武迅速上任，并责令其即刻率军进军山东，务必打通胶济线，从而实现对山东各大城市的有效控制。
客观而言，王耀武的观点，鉴于其立足点和视野局限，或许并非全然正确，然而其中至少蕴含着一种合理的思考。在军事领域，行事切不可急于求成。
究竟深层的学问何在？我国军队的组织与管理体系存在显著缺陷，正如王耀武所言，军事与政治层面均存在严重问题，整体风气亦颇不佳。
若抗战胜利后即刻着手和平建设，国民党得以抽身应对内部难题，是否能够根本性地实现转变尚难以断言。然而，至少能够缓解诸多负面状况，诸如对劫收现象的整治、稳固国统区法币的流通地位、恢复有序的农业与工商业体系，以及全面解决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
军队之力量，实则不在于眼前的人员编制与武器装备，而在于支撑其运作的全面供应体系。
伟人之所以强调抗日战争不可急躁、解放战争则需稳步推进，其间的道理实则具有共通之处。双方皆拥有成熟的政治体系，若给予对方充足的时间进行自我调整，即便只是不断修补完善，亦能使对方维持较长时间的有效运作。
理念上的分歧，使得蒋、王二人之间难以形成更深层次的共识与有效的交流。即便王耀武抵达山东后迅速恢复了胶济线的交通，蒋介石亦未对其给予更多支持，反而有意无意地凸显青岛警备司令部的地位，紧抓七十四军等王耀武的旧部不放，不断扩张徐州绥署的影响力。
1946年，二绥区曾一度熠熠生辉，成功打通了胶济线，然而，其兵力调动却受限，无法再召集更多部队。
起初，隶属于二绥区的指挥序列中涵盖了第八军、第十二军、整编第四十六师、第五十四军、第五十八军、第七十三军以及第九十六军。
然而，第八军常驻于潍县，李弥对其接受王耀武的指挥态度并不积极。同样，五十四军则直接受青岛警备司令部的领导。至于五十八军，不久之后便被调往南方的八绥区序列。此外，位于鲁南的枣、峄地区，整编二十六师和五十一师均由徐州绥署直接管辖，王耀武无法对其实施控制。
凭借区区四军的兵力，企图稳固山东、掌控大城市，无疑是痴人说梦，其内在逻辑表明蒋介石并未对王耀武此举抱有期望。而他的三条建议，却让蒋介石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尽管如此，蒋介石仍派遣王耀武担任山东方面的大员，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蒋介石既用又疑、刚愎自用的鲜明个性。
蒋介石始终坚持按照自己的战略规划行事，对一线将领的建议充耳不闻。尽管他深知王耀武具备实干能力，却过分信赖陈诚、顾祝同、何应钦等中央高级将领的判断，一心追求速战速决。正如我们之前所述，国军体制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决策层，尤其是蒋介石本人的思想波动，以及在出现失误后缺乏有效的自我修正机制——这一现象正是最好的证明。
鲁南会战，即国军对临沂及莱芜地区一系列战役的统称，战事一开，陈诚便屡次坚持，认为华东野战军已在临沂遭受国军重创，进而强烈建议国军南北夹击，协同进攻。
王耀武断然反对此举。凭借他所掌握的有限情报——这一“有限”是相对于华野情报能力的范畴而言，实则远胜陈诚——他依据国军溃败士兵的口述以及空中侦察的反馈，推断出华野正蓄意制造假象，以寻觅最佳战机。
尽管如此，效果仍旧有限。在陈诚的坚决提议下，王耀武无奈地将原本就不够精锐的四个军拆分，济南仅保留一个九十六军，而十二军、七十三军、四十六军则布成一条蜿蜒的长蛇阵，向南延伸，与南线的国军部队形成陈诚自以为然的南北夹击态势。
正如王耀武所预料，相对弱势的北线国军部队不幸落入华东野战军的包围，迅速丧失了两个军的兵力。
三、王耀武实力
莱芜战败，王耀武承担两责任。
一是将陈诚所制订的拙劣战役布局归咎于己，二是为国民政府军队在山东发起全面攻势却遭受的惨痛败绩承担责任。
两锅加剧了严重后果。
蒋介石抵达济南，对王耀武的信任动摇，忧虑济南守军无法坚守城池，恐遭华东野战军生擒，因而仅敢驻扎于机场，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即刻起飞。
蒋介石对王耀武等人一顿严厉斥责，反复紧张地盘问王耀武是否能够坚守济南。实则华东野战军刚刚经历了一场激战，自身损失亦颇重，而鲁南的国军部队正不断向鲁中根据地逼近，又怎敢轻易进攻济南？此举除了加剧了军队内部的猜疑，并无任何积极影响。
稍后，便是紧随其后的孟良崮之战，王耀武目睹昔日麾下的整编74师在华东野战军的围剿下，被吞噬殆尽，如同烟尘消散。
虽未至彻底绝迹——尚存部分重炮营、留守团等，然昔日那支抗日铁军已所剩无几。而今重建的七十四军，其战斗力充其量不过是当年四五成，甚至更低。
传闻中，不少人士猜测：若将汤恩伯这位“超级送头王”撤换，由王耀武接任主攻兵团司令，整编74师的前景将如何？以下，我们尝试从王耀武的指挥特点出发，进行一番分析和推测。
首先，王耀武在战场上的感知能力极为敏锐，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对进攻策略进行灵活调整。
此条策略的成立，依赖于蒋介石未对其产生怀疑，并赋予其一定的战场行动自由，如同杜聿明那般（即便仅仅是表面上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并未遭受重大损失，却故意东西驰骋，装出一副力不从心的姿态，这无疑是别有用心，胡琏心知肚明，王耀武亦洞悉其中奥秘。
在华野尚未完全摊开其底牌之际，王耀武决不轻率地发起决战。换言之，他不断将陈诚的全面会战计划推迟。每推迟一次，对华野的形势愈发不利，而对国军的局势则愈发有利。
为何伟人屡次叮嘱粟裕需保持冷静，切勿急躁？唯有待国军暴露弱点，方是歼敌良机。国军越是稳固，华东野战军就越难有所作为。这场战斗并非在国统区进行，而是在华野的腹地，哪一方能够承受长期消耗？
其次，王耀武是否能够成功对华东野战军的主力纵队实施反围困？
王耀武身经百战，早已锻造出卓越的战场洞察力。粟裕曾评价他的指挥风格极为果断，善于灵活调整战略，敢于大胆地进退有度。
探讨进退自如的核心在于？依据敌方动态灵活调整，促使战场局势与条件发生转变。王耀武的指挥能力虽不敢妄与粟裕媲美，但至少不会像汤恩伯那般机械地遵循既定进攻方案。
粟裕四处舞动龙灯，而部队的行动部署错综繁复，是否偶尔会出现疏漏，让王耀武抓住机会，围剿华东野战军的一支重要纵队？比如那曾在鲁西南遭受邱疯子猛烈攻击的第十纵队。
一旦陷入包围与反包围的局势，局势便会愈发错综复杂。究竟谁能率先打破僵局，实难预料。
其次，王耀武不会将整编74师置于核心位置，作为战略部署中的关键节点。
即便采纳了以中心为突破的战略，王耀武也绝不会愚蠢地将74师置于最危险的境地。主力部队的用途何在？它应当用于关键战役以解决重大问题，击溃最强大的敌人，保持审慎并维持威慑，而非充当侦察先锋、试探地雷、承受首波攻击的角色。
这并非涉及高深的知识，即便是亲生儿子，也各有其职责。为何在搜寻华野指挥部时，不派遣整编11师参与？泰安城在经历华野的猛烈炮火后，几乎魂飞魄散，胡琏坚守阵地，并未贸然进攻，有谁追究过延误战机的责任吗？答案是没有。陈诚心思缜密，毕竟整编11师是土木系的嫡系，在论资排辈上，第五军和整编74师都要稍逊一筹。
军事法则与人事策略交织，加之张灵甫那傲慢无礼的个性，导致整编74师陷入率先冒险的困境。唯有昔日上司王耀武，方能以一句怒斥：“你小子如此猖狂，究竟狂妄至何地步？”点醒沉睡的刀头鬼，挽回局势。
唯有他可解孟良崮之围。
即便陷入最为险恶的境地，按照粟裕的既定计划，张灵甫依然身处重围。若王耀武在场，局势或许尚有转圜之机。
若王耀武下达严令，岂有无人全力以赴支援前线？
在战后对国军进行反省时，明确指出需特别惩处的两位将领分别是83师的李天霞和25师的黄百韬。原因在于他们所在的部队距离孟良崮的核心区域最为邻近。
谁敢不听命令？黄百韬还是李天霞？
王耀武不幸被拘囿于济南，尽管身负山东军政一体化的领导重任，实则军权已被青岛所分割，战役指挥权更是被徐州绥署步步紧逼。而陈诚更是肆无忌惮，频繁越界行使指挥权，如此情形，王耀武内心的挣扎与无奈，实难想象。
原本我并不愿前来，你却执意让我到此，如今我既已踏入此地，你却又胡乱行事，我究竟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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